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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学的史诗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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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国乡村史———《白鹿原》:家族文化、社会政治与人性的多重书写《白鹿原》

通过陕西关中白鹿村清末至建国前近50年的世事演变,描写了近现代农民的生存状态,探究了中华文化精神、民族命运。作者写了宗法制家族文化对农民思想的浸染,写了在急剧变化中“风搅雪”的农民运动、国共的合作与分裂。通过变幻莫测的社会风云揭示历史的本真,展现了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阶级斗争交织中的中国特定时期的历史。陈忠实也描写了尚农重土的农耕文化,依附在土地上的农民深层的文化基因是儒家宗法制文化,白嘉轩就是宗法家族文化的代表。他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的力量,坚守仁义道德,竭力维护宗法制度的存在、维护家族利益,与现实政治势力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制定乡约,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着乡村的既定秩序;他俭朴勤劳,重义轻利;为维护立身处世的纲纪,他鞭挞违反族规的儿子,不认不合理法的女儿。白嘉轩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精神上没有丝毫萎靡,陈忠实对仁义精神和白嘉轩都充满了礼赞。《白鹿原》完整地展示了宗法社会形态和家族伦理秩序,赞美了忠孝仁义等民族精神,也写了它的缺陷,白孝文、小娥人性的堕落,是正统文化压抑的结果。白嘉轩人格中包含了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等多重矛盾,这种矛盾展示着宗法文化的两面性:传统文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也有对人性的种种压抑与迫害。

二、建国后30年乡村史———政治话语下乡村的想象与反思

建国后30年的乡土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是《创业史》,它是时代的产物,是政治话语下乡村的想象与重构。《创业史》采用了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模式,具有理想化色彩,人物具有典型性和阶级性。小说写梁生宝互助组与“三大能人”———富裕中农郭世富、富农姚士杰和新中农郭振山的斗争,政治理念过重,以阶级分析设置主题和人物,对人物阶级表述简单化,对人物的丰富性和矛盾性展示不够。但作家对农民生活和心理情感的熟悉,弥补了这种观念“论证式”的弊端。陕西作家写了一批文革反思小说,或正面描写文革的残酷,或写“文革”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贾平凹的《古炉》写了1965年开始的古炉村的“文革”动荡,村里所有人都投入其中,以往和谐的乡村充满猜忌、打斗。在反思文学兴盛之际,贾平凹就有描写“文革”武斗残酷性的《鬼城》:一派在俘虏身上绑上炸药点燃后任其奔跑,另一派将几十名对立者捆上石头投江。《二月杏》写女知青二月杏被权势者奸污,得不到同情,反而被污蔑、被侮辱。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九六七年纪事》描写了“文革”中造反派整斗县委书记的故事,揭露了文革的残暴、野蛮。陕西作家直面现实,以乡村的“文革”细节来写国家和民族惨痛历史,具有鲜明的批判与反思色彩。

三、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史———多元渐变中的中国乡村

陕西作家书写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变革,写了开放中多元的乡村生活。有努力奋斗的青年、有价值观变革中迷茫的情绪、有人性与乡村权力相交织的乡村生活。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剧变,改变了传统社会秩序,以往靠政治秩序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开始解体,民间伦理重新确立,也由此引发了乡村社会的悲欢离合。作家们倾情书写了背负历史重负的农民在新时代的生活,书写了改革开放带给他们生活的新变化,书写他们奋斗中的艰难、积极向上的人格,书写了社会变革带来的权力和人性的角逐。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着力写青年的奋斗史,获得了很多农村青年的共鸣。《平凡的世界》以改革开放前后陕北城乡生存境况为背景,展示了农民的生活变迁,概括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形态。土地所有制改变后,农民渴望过上好日子,相信通过个人奋斗可以改变命运。孙少平因家境贫困常遭受歧视,困境中他与郝红梅相恋又遭遗弃。毕业后回乡当民办教师,学生流失后进城打工,偶然成了煤矿工人,他不惧井下恶劣的环境认真工作。所爱的小霞也离他而去,事故险些砸瞎了眼睛,这些都不能打垮他,他用博大的爱笑对人生。路遥的小说揭示了陕北人生存的艰难,发掘他们坚韧的拼搏精神、豁达的人生态度,通过苦难来写人格、尊严、道德,写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热情。贾平凹书写了改革开放初期价值观变革中人们的迷茫与躁动。商州系列《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黑氏》《浮躁》描写的改革开放给封闭的山民带来的冲击,表现时代的精神与激情。作者说:“欲以商州这块地方,来体验、研究、分析、解剖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生活变化。”[1]《鸡窝洼人家》围绕创新和守旧观念冲突,写了价值观不同的两户人家婚姻的破裂和重新组合。禾禾、烟烽不满足“死守着土坷垃要吃喝”,回回、麦绒则留恋殷实平稳的小农经济。不同的价值观促使四人分离聚合。《腊月•正月》写旧秩序的维护者———乡村退休教师韩玄子所具有的恪守土地、重农轻商的观念,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面临着解体,他与食品厂厂长王才的斗争,体现着守旧者与改革者之间的冲突。通过保守势力的失败,礼赞了农村的新变化。《浮躁》对改革开放后的农村作了全景式的描绘,写出旧价值观的毁灭和新价值观的萌动。金狗复员回乡后,组织了河运队,带动群众共同致富,当地田、巩两大家族掌握着当地的各级党政大权,为己谋利。金狗利用媒体揭露田巩两家的违法行为,使他们得到了应有的处分。贾平凹写了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机遇正在给人们带来希望和问题,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具有的浮躁情绪。贾平凹不仅仅礼赞新生活,也看到了经济变革中的问题,《黑氏》写经济开放催生出信贷员这样的新权贵,他们利用政策空子,为富不仁,靠违法经营牟利。《商州》珍珍娘一伙的走私,《浮躁》田、巩两家的政治宗派,《废都》里制造假农药的黄厂长,《白夜》中的金矿总经理宁洪祥,《高老庄》里利用廉价原料和劳动力暴富的王文龙,莫不如此。冯积岐写出了上世纪80年代前后农村生活的真实性和残酷性,写了人性与乡村权力相交织的乡村故事。《村子》写农村体制变革后20多年来乡村社会的演变,透视出农村社会深层的复杂性。写了土地承包后权力弱化带给农民的精神解放,农民从权力的奴隶变成土地的主人,祝允达这个地主的狗崽子进了村委会,成为松陵村的强者。小说集中写松陵村的强权人物田广荣,从土改开始,他长期占据党支部书记职位,老谋深算,精于权术,又是人口最多的田姓的高辈分,“爱粮食、爱权力、爱女人”,他对上阳奉阴违,对下恩威并用。马润绪为了要回一亩六分一等地,被逼得自杀未遂发了疯。他家盖楼,石灰池淹死了小孩,他拒绝承担责任。他强占养女马秀萍,尽管内心充满自责和痛苦。田广荣也有人性善的一面,在村民生活困难时,挺身而出积极筹粮。随着土地承包制的实行,他失去权力后,精神垮掉了。

四、21世纪乡村史———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衰败史

贾平凹的《秦腔》以商州清风街为背景,描绘了当代农民的生存状态和时代变迁,是作者对农村蜕变的感慨和痛心。作品描写了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被抛弃,青壮年离开农村,只留下老弱病残,连抬棺材和挖墓道的人都没有。老支书夏天义痛心疾首,无可奈何,最后殉了他热爱的土地。原小学校长夏天智是儒家文化和秦腔艺术的守护者,一向以德服人,但儿媳遭到儿子的抛弃,给了他沉重打击,他一生恪守的伦理道德遭到挑战。淳朴的乡村情感在老一辈身上还在,夏家四兄弟的亲情让人感动,“夏家老弟兄四个的友好在清风街是出了名的,但凡谁有个好吃好喝,比如一碗红烧肉,一罐罐茶,春季里新摘了一捆香椿芽子,绝对忘不了另外三个。”[2]但下一代却没有坚守,夏天义的五个儿子常和父母闹矛盾,对老人的赡养相互推诿。作者以悲情的笔调,描绘了乡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繁荣下的道德沦丧,表现了农耕文化的一步步消失。他解读了中国农村20年来的世事演变,关注乡村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社会格局改变下的农村面貌,是对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的深度思考。作者带着对当代农村的担忧,写了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物质和精神全面衰败,一些人信仰缺乏、传统道德被抛弃,又没有现代法律和新道德的约束,只有欲望在膨胀,物质上的满足成为他们的生活目标。小说写到了乡镇政权的权力争斗,村干部为电力增容宴请乡干部、乡干部贪污、官场跑官要官;农民离开农村后土地荒芜、村民因在退耕还林的地里耕种被罚款而自尽;乡政府的摊派和税收的沉重;村民赌博成风、男女通奸不以为耻;因环境恶化村主任和原小学校长患癌去世。

五、陕西乡村史诗性书写的审美方式

陕西作家的乡村书写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与中外文化的兼容并蓄。无论主体的情感态度,对环境、时代氛围的描摹,情节结构的安排和人物塑造,都体现出现实主义的特征,表出对史诗性文学的自觉追求。在题材的选择与主题的开掘上,注重时代性与重大性,他们的创作与历史发展同步共进,显示出时代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当代乡村社会的编年史。他们善于对农村社会进行全景式的描写。在空间上,有特征各异的陕南、关中、陕北书写;从时间上,将20、21世纪不同时期社会变迁的面貌完整地表现了出来。陕西作家具有明确的史诗意识,构建具史诗品格、史诗意蕴的作品,从社会、文化视角反思民族命运、时代变迁。他们关注历史,又注重现实,追求真实性。柳青深受《史记》的影响,《创业史》就具有史诗品格。尽管有着时代的烙印,但除去柳青的激进成分和特定时代的政治话语,《创业史》依然是那一时代的重要作品,展示了合作化初期的历史风貌。新时期以来,陈忠实、路遥等坚守现实主义,以宏大叙事再现时代,布局严谨,气势恢宏,人物众多,线索纷繁,体现出史诗特征,也体现出长篇叙事的才能。陈忠实注重对农民精神的整体把握和对民族文化的发掘,他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农民形象,有积极上进的青年幸福、廉洁奉公的公社书记王玉生、传统文化重压下人格畸形者许慎行、政治重压下心灵扭曲者梆子老太,展示了中国农民的精神状貌,反思了从清末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曲折道路。《白鹿原》秉承了司马迁的“信史”精神,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以宗法文化的正反因素和农民的抗争为主线,正面观照了民族精神和文化人格。他的小说既博大平实、浑厚凝重,又深邃幽远、力透纸背。路遥追求真实性的美学原则,强调体验的重要性,具有坚实的现实主义品格。陕北文化的熏陶、苏俄文学的情感、柳青的时代感与乡土气息,影响了路遥深沉的艺术品格。《平凡的世界》是描绘当代中国生活的全景式长卷,把握新旧交替时期人们的心态。他的小说具有真实性这一现实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灵魂。《平凡的世界》的畅销和走红,说明现实主义没有过时。陕西作家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不拘泥于单一方法,红柯、高建群、路遥的浪漫主义特征、杨争光的现代主义特征、贾平凹的新古典主义特征都很明显。《白鹿原》把象征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方法,潜意识、非理性等现代主义融入其中。路遥说过:“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我十分留意阅读和思考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流派……我的精神如火如荼地沉浸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开始直至欧美及伟大的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之中,他们都极深刻地影响了我。当然,我承认,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斯汤达、曹雪芹等现实主义大师对我的影响更深一些。”[3]他们注重对多元文化的吸收和多种创作方法的借鉴。高建群对西部草原文化、叶广芩对满族文化、红柯对草原及伊斯兰文化的借鉴,使他们的创作具有更加宽广的空间,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对弗洛伊德、劳伦斯、川端康成、艾特玛托夫等外来文学的养料。陕西作家深植于所生存的环境和故土,关注现实、关注底层平民的命运,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有忧患意识、平民立场与人文关怀。他们都出身于农家,始终保持着与农民的血肉联系,奠定了陕西作家平民情感立场、乡土情结和民间文化价值,具有民族化、乡土化、地域性的文学底色。人本意识、社会良知和理想人格,则是陕西作家追求的人生理想和文学理想,这是陕西作家和当代其他作家最大的区别。

作者:李兆虹 单位: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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